“人民幣貶值與貨幣的快速投放存在一定關系，當下中國應該警惕過去多年貨幣信貸投放較快帶來的壓力，因為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潛在經濟增長水平無法吸納過多貨幣。”他如是解釋他的看法，并建議降準，置換由MLF和PSL等政策工具投放出去的基礎貨幣。

　　匯率壓力與貨幣投放有一定關系

　　于學軍對人民幣貶值預期始于2014年一季度，當時人民幣連續約半個月貶值。據此，于學軍判斷人民幣幣值拐點來臨。今年初人民幣匯率有所回升，但他認為未來人民幣仍將面臨一定的貶值壓力。除了美國加息等外圍因素，于學軍提出的一個觀點是：貨幣貶值的壓力與過去多年貨幣持續較快增長也有一定關系。

　　2006年末中國M2總額不足35萬億元，但到2016年末，增至了155萬億元。于學軍認為，貨幣投放一定要與經濟發展或實物資產相匹配。如果貨幣投放遠大于實物資產或GDP增加，那么相應的貨幣購買力就會下降，就會面臨貶值壓力。

　　于學軍為此提出一個延伸的建議：以降準置換由MLF、PSL等貨幣政策工具投放出去的基礎貨幣，以此實現貨幣政策松緊適度。

　　這一建議聽起來頗讓人難以理解，但在于學軍看來，由調低存款準備金率釋放出去的基礎貨幣仍是收購外匯儲備的資金，發行基礎是以美元等外幣做儲備，即所謂貨幣錨的作用，這在現階段對緩釋人民幣貶值壓力有好處。

　　“現在央行基礎貨幣投放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一些新的貨幣政策工具投放出去，這實際上帶來很多問題。我主張降準，本意并非放松貨幣政策，而是說在現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應該通過降準來調控。”于學軍說，目前中國銀行(3.670, 0.04, 1.10%)業存款準備金率達17.5%，下調的空間很大。

　　潛在經濟增速難以吸納過多貨幣投放

　　目前，中國貨幣信貸過快增長趨勢仍未改變。于學軍認為，貨幣投放過多會累積一定的金融風險，因為資產膨脹得越快，越容易出現資產泡沫化，理論上風險就會越大。

　　回顧全球各國任何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均可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危機到來前都會經歷一個資產規模迅速做大，泡沫不斷累積，直至管控出現漏洞的過程，最后演變成風險爆發。最近的危機是2008年發生在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危機前次貸及與之相關聯的金融衍生產品迅速膨脹，規模數倍于當年美國的GDP，泡沫很明顯。

　　在于學軍看來，泡沫做大和提供過多的流動性有很大關系，而當泡沫大到成為一種結構性問題時，又會對流動性供給形成進一步的壓力。此時，只要提供足夠的流動性還不會爆發風險，但維持起來卻十分的困難、痛苦。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及要“抑制資產價格泡沫”，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到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當前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有序化解處置突出風險點，整頓規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風險“防火墻”。

　　“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這實際上反映現在方方面面感覺到中國金融風險問題可能比較突出，需要高度重視。”于學軍說。

　　不過，貨幣快速投放只是風險隱現的一個因素。于學軍認為，從根本上來說，金融問題永遠與經濟發展相關。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大約30年中，中國經濟源于改革開放釋放的潛力，始終保持高速增長，所以那個階段即便貨幣信貸增速更快，但投放的貨幣信貸也被經濟快速增長所吸納。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且已持續四五年經濟增速明顯下滑。在這種情況下，貨幣信貸投放增加過多的話，問題就會凸顯出來。”于學軍說。

　　對于在現有監管框架下怎么防控風險的問題，于學軍表示，監管要做得更扎實，要非常敏銳的感知一些新變化，及時跟進研究，出臺相應政策措施，盡可能評估到風險，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