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里面有多種研究方向，其中一個方向是適度增強物價穩定所錨定的價格指數的代表性。”殷勇稱，沿著這個方向去研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中央銀行絕不是要控制資產價格，也不是要直接干預資產價格形成機制，而是要通過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調節作用，達到防范資產價格劇烈波動沖擊經濟金融穩定的目標。

　　殷勇解釋，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居民財富在不斷累積，消費者物價指數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代表性越來越低，與之相對應，資產價格對居民經濟行為和福利水平的影響卻變得越來越重要。金融風險的累積基本上都伴隨著資產價格的過度變化，可以從資產價格的變化情況來評估金融風險的積聚程度，也可以從防范資產價格的非理性變動來幫助調控金融風險的產生動機和驅動因素。

　　傳統上中央銀行都是將穩定物價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殷勇指出，全球金融危機的經驗和教訓顯示，要保持經濟的平穩運行，僅僅依靠維持物價穩定還不夠，還要防范債務積累、國際收支嚴重失衡、資產泡沫破滅等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從全球范圍看，為什么之前的監管模式沒有能夠阻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殷勇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基于微觀審慎的金融監管制度主要針對個體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對于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存在短板。

　　在他看來，微觀審慎政策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政府、企業、居民等經濟運行體系中的主要部門并不在微觀審慎監管范圍之內，其金融行為沒有獲得及時調控；其二，微觀個體狀況即使穩健，組成的整體很有可能是系統性不穩的；其三，微觀審慎政策中，存在不少順周期因素，例如在市場上升周期中抵押物品價格上升；其四，微觀審慎的分業監管模式容易引發監管套利行為。
　　因此，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央行開始研究并引入宏觀審慎的政策框架。殷勇指出，中央銀行在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中可以發揮特殊作用。因為，一方面，貨幣政策創造的總閥門是由央行調節的，以貨幣投放為基礎的金融活動自然應該有央行直接參與；另一方面，穩定經濟或者穩定通脹的職能，使得央行具有審慎的天性；再者，央行具有宏觀視角，從整體經濟或者金融角度進行研判，克服微觀監管局限性；最后，央行要履行最后貸款人的職責，所以要從根本上維持金融穩定的責任。

　　在宏觀審慎工具使用方面，我國央行則積極探索和創新，從2009年就研究宏觀審慎政策的措施，隨后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并逐步將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對于我國央行下一步動作，殷勇稱，今后人民銀行將按照十九大的戰略部署，不斷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不斷完善宏觀審慎政策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殷勇介紹，此前中國宏觀審慎政策主要通過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開展。今年7月起，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央行的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得到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