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層浪。由于吉林等東北老工業基地近些年經濟存在不同程度的下滑，《吉林報告》一經發布，即引起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

　　9月1日，第一財經刊登《林毅夫團隊稱對爭論“有些失望”：一些沒看完報告全文就激烈反對》一文，《吉林報告》主編、吉林課題研究執行負責人付才輝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吉林報告》目前引發了全國性的關于東北振興的大討論，確實始料未及，不過也在預料之中。”付才輝認為，對破解東北困局這么大的問題，見仁見智是必然的，公布征求意見稿，目的是集思廣益，以進一步完善。但對一些沒看完報告全文就激烈反對，從如何破解東北困局這么嚴肅而重要的問題來說則有些失望。

　　但爭論并沒有因此而結束。9月11日，“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的官方微信公號再次發文，分上下2篇對《吉林報告》引發全國討論進行總結。上篇包括撰寫《吉林報告》初衷、分析思路、診斷出的癥結及其破解的方法；下篇包括《吉林報告》的主要評論及回復。

　　文章強調，《吉林報告》本身并不完美，對東北資源稟賦的分析未必都對，給出的產業發展建議也未必都正確。但不要忘記，《吉林報告》本身就是征求意見稿，需要修改完善。對這份報告，可以提修改意見，但不必苛責。

　　兩篇文章一共3萬多字，本文節選部分刊登，個別詞句有調整，主標題及部分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提交《吉林報告》的初衷，是經國家“十三五”規劃起草小組委托

　　作為全國首批25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之一，新結構經濟學倡導“知成一體”的哲學觀，破解東北困局是我們的責任，《吉林報告》也是新結構經濟學是否能達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目標的試金石。

　　事實上，目前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吉林報告》只是我們最近公開的一項研究而已。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系統運用新結構經濟學研究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問題，始于林毅夫出任國家“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副主席時。經國家“十三五”規劃起草小組委托，我們提交了“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新結構經濟學指南”的內部研究報告。

　　就地方層面而言，除了吉林省之外，我們也調查研究或正在開展調查研究的包括上海市、西藏自治區、廣東省中山市、河北省河間市、新疆和田、河南省漯河市等地區，這些地方涵蓋東北、華北、長三角、珠三角、西部、中部地區的省、市、縣層面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有一種說法是：我國轉型升級如果成功便邁入歐美發達國家的行列，否則便會陷入拉美那樣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這種看法絕非危言聳聽，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除了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研究，林毅夫及其團隊也應邀將新結構經濟學應用于其他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為埃塞俄比亞、盧旺達、貝寧、塞內加爾、尼日利亞、烏干達、吉布提、尼泊爾、巴基斯坦、波蘭等國家提供政策咨詢。

　　林毅夫領導下的北大新結構經濟研究中心倡導“因行得知，用知踐行，唯成證知，知成一體”的認識論，提供政策咨詢、參與政策實踐，便是為了踐行“知成一體”的哲學觀，將所學貢獻于祖國的偉大復興以及人類的共同繁榮。

　　2，《吉林報告》旨在打破歷史輪回的分析思路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政府為迅速在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重工業體系，以宏觀扭曲、計劃配置、微觀干預的“三位一體”計劃體制，舉全國之力，推行了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東三省是實施這個戰略的主要基地，也是這種體制烙印最深的地區。

　　大規模的中央政府的投資使東北三省的發展水平在改革開放前僅次于三大直轄市，居于全國的前列。然而，改革開放以后，趕超戰略下建立起來的大量不符合我國當時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大型國有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由隱性變為顯性，加上國有企業所背負的社會性負擔，使東三省的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較嚴重的問題，制約著東北經濟的發展。這個分析邏輯早就見諸于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于1994年所著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以及1997年所著的《充分信息與國企改革》。

　　與這些著作的論述一以貫之，林毅夫發表于2004年的文章《振興東北，不能采取發動新一輪趕超的辦法》主張的改革便是：振興東三省和全國其他老工業基地的治本之道是消除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包括違反比較優勢的戰略性負擔和承擔冗員和養老的社會性負擔，讓國有企業具有自生能力，一方面消除國有企業向國家要保護補貼的理由，二方面，讓國有企業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在市場中處于平等的競爭地位。這樣預算軟約束和“三位一體”的計劃體制安排才能消除，政企才能分開，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經濟才能蓬勃、可持續發展。

　　一語成讖！第一輪東北振興戰略的主要基調還是強化原有的違背比較優勢的趕超，而非轉向遵循比較優勢的振興政策。董香書和肖翔2017年7月在《管理世界》上發表關于東北振興學術論文，他們基于1999~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微觀數據，對2003年發起的第一輪“振興東北”戰略進行了評估，結果發現：該戰略使企業陷入“經營困難—政府‘輸血’—企業進一步擴張—利潤下降—經營困難”的怪圈。

　　這個怪圈的宏觀表象宛如歷史輪回：改革開放前中央政府重工業趕超的投資拉動使東北三省的發展水平僅次于三大直轄市，而改革開放之后問題暴露無遺、發展相對滯后；在第一輪強化違背比較優勢的趕超型振興政策的投資刺激之下，造就了媒體上報道的東北“黃金十年”，而今媒體又鋪天蓋地報道“東北塌陷”。數據反差非常刺眼：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間，東北三省經濟年均增速比全國平均增速足足高出2個百分點；然而，2013年以來東北三省經濟增速大幅回落，經濟增長排名全國墊底，尤其是遼寧省出現了大幅下滑。

　　對于當前東北經濟問題的癥結，2014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辦公廳赴遼寧回訪調研組報告上對東北振興作出重要批示，深刻指出，這些困難和問題歸根結底仍然是體制機制問題，是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問題。東北經濟困境在經濟基礎上源于“產業錯位”， “產業錯位”不僅直接造成東北經濟脆弱，而且也是“體制固化”形成和揮之不去的根本原因。如何打破歷史輪回，有人士如此評論：“林毅夫的方案的最核心一條是拋開歷史，輕裝上陣，按照比較優勢，重新塑造優勢產業，大家看明白了嗎？”

　　3，熱議的緣起：關于現代輕紡的爭論是誤讀

　　《吉林報告》目前引發了全國性的關于東北振興的大討論，讓我們確實始料未及，不過也在預料之中。讓我們始料未及的是，一些人對各國發展經驗毫無所知，居然沒有看到報告就第一時間言辭激烈地抨擊。

　　例如，孫建波只是在網上看到我們建議吉林應該發展紡織服裝、消費電子、食品加工、醫藥健康等等輕工業以補短，就首先發難認為我們的建議會把吉林帶到坑里，他所用的理由是吉林和北歐一樣緯度高，半年天寒地凍，因此他認為吉林和北歐一樣不能發展輕工業，并且說他怎么沒有看到韓國、中國臺灣等地在經濟追趕的時候搞輕工業，那么，吉林為何要補輕工業的短板？抨擊“林毅夫團隊缺少的不是理論而是常識”。

　　我們在回復他的評論中指出，芬蘭的諾基亞最早從事的是木材和造紙，后來轉型為替荷蘭的菲利普代工生產家電，轉而生產自主品牌的電視，最后才發展電信設備和手機，瑞典、瑞士在早期的工業化時期也發展紡織、成衣、制鞋等輕工業，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樣因為半年天寒地凍沒有發展輕工業，東亞的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更是在二戰后先發展勞動密集的輕加工出口產業，經濟快速發展，積累了資本才逐步升級到現在的資本密集先進產業。

　　孫建波主張吉林應該發展旅游健康產業，并以此作為課題組缺乏常識的證據，但是，這些產業也都包含在課題組提出的報告之中。他居然沒有看報告就指責“明明說的是要發揮比較優勢。可是，說好的比較優勢呢？林毅夫團隊怎么沒指出來？”

　　鑒于此，課題組做了簡短澄清并公布了報告征求意見稿。在這種狀況下，他在第二篇評論中又以吉林不是一個國家，如果吉林需補輕工業的短板，那么，西藏是不是也要補輕工業的短板作為反駁的依據。可是，西藏人口才300萬，生活在祖國四分之一的國土上，并沒有發展勞動密集輕工業產業集群的比較優勢，和有2700萬人口、有發展輕工產業基礎的吉林怎么可以類比？他以這些不符合常識的理由一而再抨擊，不知是為了吸引眼球，還是根本不顧事實？

　　事實上，《吉林報告》中交待得清清楚楚，目前吉林省以紡織業、電子信息、醫藥產業、食品產業為代表的輕工業已經占據八大重點工業的半壁江山。根據2016年最新的數據，紡織業規上工業增加值147.36億元，增長16.1%，代表性的產業集群包括吉林遼源襪業產業集群（棉襪產量近30億雙），吉林延邊服裝業集群（服裝產量近2億件）等等；電子信息產業規上工業增加值138.97億，增長8%；醫藥產業規上工業增加值572.15億元，增長11.8%；食品行業規上工業增加值1021.49億，增長7.7%。這些輕紡產業的增加值已經超過能源產業規上工業增加值的122.08億元，而食品工業在吉林也已經成為僅次于汽車行業的第二大產業。在東北經濟下降非常嚴峻的2014、2015、2016年，吉林省輕工業分別增長7.8%、6.7%、9.2%；重工業分別增長6.0%、-0.2%、4.9%；輕工業的增速比重工業依次高出1.8、6.9、4.3個百分點。長期趨勢來看，吉林省輕工業占工業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點19.88%持續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個百分點。

　　可以說，正是得益于輕工業短板的快速提升，吉林省才在東三省嚴峻的經濟形勢下經濟增長勢頭表現相對最好。因此，我們認為，在這些事實面前，首先，不能說吉林省由于自然原因不能搞輕工業；其次，不能說“吉林省在進一步發展原來有優勢的產業之外還應該發展輕工業以補短”就首先發難認為林毅夫要把吉林帶到坑里。這樣歪曲事實的做法，從如何破解東北困局這么嚴肅而重要的問題而言則只能說令人失望！

　　正如8月29日盤和林博士在《中國財經》上撰文批評這些極端觀點所認為的：“發展輕工業是‘把吉林推進火坑’，林的藥方‘完全不可理喻’。這言過其實。實際上，林毅夫的‘藥方’中還有‘現代裝備產業集群，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融合型產業集群’這些“主藥方”，這些都是基于吉林現有主導產業升級的戰略性舉措。如果只看到‘輕紡’二字，顯然是犯了東向而望不見西墻式的錯誤。”當然，像吉林省體量這么大的省級區域，“只顧其一，不及其二”就會犯這種錯誤。

　　也有很多評論值得深入思考并分析背后的根本原因。

　　（一）輕工業是否太低端？事實上，現代輕工業是一個龐大的體系，產業間從附加值比較低的傳統紡織業到附加值比較高的消費電子就有很長的地帶，產業內從低廉的組裝代工到高端的品牌設計也是很長的價值鏈條。

　　（二）東北歷史上輕紡行業曾經為何發達，為何衰落，而今為何又日漸復興？9月4日國務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辦公室原主任張國寶先生在演講中發問：“黑龍江也好，東北也好，過去也不是沒有輕紡、家電工業。例如哈爾濱亞麻廠是蘇聯援建的156項之一，海倫糖廠是中國最大的甜菜糖廠，佳木斯造紙廠是亞洲最大的造紙廠，但現在都垮了，為什么？營口在改革開放之初領風氣之先，當時友誼牌洗衣機是第一大品牌，還有沈努西冰箱，現在與南方的家電廠相比，早已名落孫山了。為什么？是東北這塊土地不適合輕紡、家電工業發展嗎？”

　　（三）為何目前吉林省以紡織業、電子信息、醫藥產業、食品產業為代表的輕工業已經占據八大重點工業的半壁江山，增長勢頭遠超重化工業呢？這些重要的問題，見仁見智。張國寶先生認為：“產業的興衰、發展是靠企業家精神，靠市場氛圍，靠自然秉賦來選擇的，這方面東北和南方比有差距。”我們則認為，包括吉林在內的東北地區的輕工業的緩慢興起，是市場自發的選擇結果，其中道沒落的根源是重工業優先發展厚此薄彼的結果。如果當年不是采取錯誤的趕超戰略，而是采取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方式，給予輕工產業轉型升級必要的因勢利導，東北輕工業的發展軌跡不會是“興盛—抑制—興起”這樣一波三折，而會是像改革開放至今沿海地區經歷的“興起—鼎盛—消退”這種正常的產業生命周期。

　　4，熱議的深化：新結構經濟學VS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

　　為什么《吉林報告》引起大討論又在預料之中呢？正如8月30日科技部、國家發改委可再生能源與國際合作計劃辦公室副主任趙剛博士在討論《吉林報告》時講到的：“長期以來，大家已經形成了思維定式，就是東北適合發展重工業和資源型產業，而不適合發展輕紡工業、電子信息產業等。這次你們的報告，顛覆了人們的傳統認知，所以有些人就不以為然。”

　　《第一財經日報》與《21世紀經濟報道》9月1日的報道也稱，在東北經濟發展局勢嚴峻以及國家實施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之際，《吉林報告》顛覆性地觸及了人們根深蒂固的思維與理念，與過去國家振興東北戰略與改革思路有所不同，引發大討論在所難免。

　　8月26日“政經策論智庫”發表的評論文章認為：“的確，那些參與這場爭鳴的人，甚至發動這場爭鳴的人，就討論的問題看，給我的印象是真的沒有認真看過‘吉林報告’全文，選擇與自身既有觀念相沖突的內容，進行質疑。換言之，真正引發此次學術爭鳴的誘因，并非‘吉林報告’，而是學術界對新結構經濟學的一次大辯論，‘吉林報告’不過是一個導火索而已。新結構經濟學是‘吉林報告’引發爭議的關鍵點。在此意義上，對研究報告政策建議的否定僅僅是表象，更深層次是對隱藏在這一政策建議背后的理論的否定。爭鳴的實質是經濟學理論范式上兩種不同觀點的一次大碰撞，因為新結構經濟學依然與正統的西方經濟學相距甚遠，存在理論根源上的沖突與緊張。”

　　9月7日《經濟日報》的評論文章認為：“如果說產業政策之爭還只是新結構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爭奪理論的正確性，那么《吉林報告》則意味著新結構經濟學試圖在實踐上證明產業政策的正確性。對于國內被新古典經濟學‘洗腦’的眾多經濟學家而言，這完全是無法容忍的。于是激憤而責之，群起而攻之，自然難免。因而《吉林報告》所引發的爭議也要甚于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產業政策之爭。在這些經濟學家眼中，《吉林報告》開出的藥方是錯誤的，發展五大產業集群是不可行的，東北經濟破局必須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指導，從‘體制’上找原因，并且變革‘體制’。最極端，也最為荒謬的觀點是，‘東北只有華山一條道，就是老老實實地把國有企業私有化，把土地等生產要素分給老百姓(50.000, -0.16, -0.32%)，最好把包括學校、醫院在內的事業單位也私有化，并且大幅減公務員、減稅，徹底放松管制。’ ……這種‘一私就靈、一放就成’的觀點不止陳舊，而且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當年俄羅斯和拉美國家的全面私有化帶來了什么？經濟下滑，民生艱辛。當年意氣風發‘芝加哥男孩’不過是打開潘多拉魔盒的熊孩子。”

　　基于這種新古典經濟學理念質疑《吉林報告》的，正是以田國強等為代表的一批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他們一提起“產業政策”就一概否定，甚至故意將其歪曲為“政府主導”并扣上“計劃經濟”的帽子。他們明知道，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主張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主張的產業政策是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幫助進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產業的企業家解決自身解決不了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完善，反對需要政府扭曲市場、提供保護補貼來扶持違反比較優勢的目標產業的做法。

　　遺憾的是，一些學界人士依然將“有為政府”曲解為“亂為政府”，甚至污蔑新結構經濟學是主張計劃經濟！一些評論者對此也存在誤解，新結構經濟學采取的是不同于休克療法的改革方式，而不是不改革。《財新周刊》第35期社評也指出：“批評者認為，《吉林報告》零星提及‘商業環境’‘市場競爭’，可惜淹沒在鴻篇巨制之中。其實，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并不意味著地方政府可以‘無為而治’。以產業結構調整助推體制變革，是一條值得認真探索的路徑，二者并非截然對立。”

　　事實上，《吉林報告》正是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來梳理體制改革的有效措施，并聚焦五大產業集群提出了許多有針對性的改革建議，并非只是零星提及。

　　5，《吉林報告》之爭：共識在舊觀念與新思維中碰撞

　　8月26日“政經策論智庫”發表的評論文章總結到：“知識界關于理論的爭鳴，在講究人情、面子的中國，非常罕見。縱觀改革開放數十年來，這種知識分子間的大鳴大放大爭論，無論是在經濟學，還是在社會學、政治學中，都屈指可數。大家都在圈子里給彼此面子，混自己日子。其實，這一點是非常不利于真問題的凝練，真知識的形成。當知識分子都有面子的時候，知識卻丟掉了里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此次關于‘吉林報告’的爭鳴，是知識分子的不幸，卻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大幸…．．．理論上的爭鳴，可以不受時空限制，慢慢悠悠地進行，然而，實踐卻是時不我待，需要只爭朝夕。對于陷入增長與發展困境的吉林，甚至東北來說，更是如此。故，我們需要暫時懸置理論上的分歧，回歸到吉林甚至東北現實問題上來……如果仔細研讀報告的話，可以發現，爭鳴雙方的分歧，要遠遠少于共識。無論是誰，都認識到了吉林，乃至東北問題的嚴重性，甚至同樣強調市場的重要性，如，‘吉林報告’同樣主張，要‘遵循比較優勢’。我們知道，‘比較優勢’，是典型的自由市場理念。如，‘吉林報告’主張，針對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轉’，要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吸引外資和省外投資；要引導各類資本進入符合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集群及其產業鏈；要大力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要素供給，破局體制機制上的制約；……縱觀之，其實異議者提出的很多主張，在‘吉林報告’里面已經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只要摒棄偏見，堅持理性，爭鳴還是有大量的交集，雙方存在范圍廣闊的‘最大公約數’。”

　　如果拋去那些基于個人理念而非現實世界的極端觀點，這個“最大公約數”的共識便是：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及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不斷完善的結構變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需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兩只手同時硬，包括吉林在內的東北地區也不例外。

　　6，《吉林報告》不完美
　　9月7日《經濟日報》發表的評論文章這樣評價報告：“《吉林報告》充分體現出了經濟學的‘經世濟民’之用。不像新古典經濟學者，除了用乏味的術語堆砌無用而蒼白的怨言，對于經濟發展拿不出有效的辦法，也沒有足以利用的工具來分析問題。林毅夫的團隊至少用‘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和’五類產業因勢利導’方法，找出了吉林要發展的產業。而那些批評者呢？除了吵架和舊調重提，似乎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政策建議。《吉林報告》本身并不完美，對東北資源稟賦的分析未必都對，給出的產業發展建議也未必都正確。但不要忘記，《吉林報告》本身就是征求意見稿，需要修改完善。對這份報告，可以提修改意見，但不必苛責。至少，《吉林報告》的分析思路、工具方法、政策建議值得肯定的地方頗多，要遠比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神學’積極得多、實用得多、高明得多。”

　　8月26日“政經策論智庫”發表的評論文章也給予了批評：“文本的語言表達，是有問題的。作為堂堂北京大學、國字號智庫，包括語言冗長、拖沓、累贅，甚至不客氣地說，連基本的語法要求都沒有達到。能用短句，就不要用長句，是行文，甚至決策咨詢的基本常識，因為長句不僅增加閱讀難度，而且容易引起歧義。”另外，張可云教授在評論文章中指出了報告的諸多筆誤，很多熱心的讀者也發來信息指出報告的筆誤和改進建議。

　　對這些有益的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我們衷心表示感謝，并將在定稿中吸納，以進一步完善《吉林報告》。同時，本著“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以及“唯成乃真知”的哲學觀，課題組也將在提交報告以后，時時跟蹤吉林的結構轉型升級，一方面給吉林省及各地政府適時提出新的建議，一方面從實踐中來完善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